01

我

我住在上海徐汇区一个建于90年代的老小区里。邻里几乎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眼前给我开证明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就算我戴着口罩，她也一下认出我是住在哪一栋楼的住户。

2022年春天以来，新冠奥密克戎病株在上海引发疫情。在经历了小范围封控、分片区错开时间隔离后，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上海是在哪一天进入全市封闭状态。

每天呆在家里，日子像是变成了一道灰墙。封控期间，除了每天由志愿者派发抗原试剂让居民自测感染情况，还会不定时组织核酸测试。人群中，核酸查出“阳性”的人，按流程会被转运往医院或者方舱。而与之同住、同楼栋、同小区的人们则会面临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或者转运，具体会经历哪种，视情况而定。一度，上海传出部分地区出现一人阳性后，整栋楼要被集中隔离的消息，被转运的居民们质疑这种大费周章的隔离非密接者是否过度反应，还和转运人员发生了争执。

上海、疫情、求助。3月底，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经常在新闻里看到诸如此类的关键词，大部分的新闻都在围绕着这些词语，阳性无法转运、老人看病无门和每日新增近万人的感染数字让圄于上海家中的所有人陷入焦虑的情绪中。

我总是在每天中午起床，草草吃了点东西后，就能看到楼组长在群内催促大家上传抗原。

不定期，还会通知居民下楼测核酸。测核酸的清早，我会被楼下通知核酸的喇叭声叫醒，然后带着惺忪的目光，拿起一顶渔夫帽，遮盖着泛油的头发，下楼，排进核酸的队伍中。

在上海封控的这段时间里，数次泛起的欲望，让我想要走出去，去记录这个城市。4月22日起，我开始在各大平台注册外卖骑手，最终在上海封禁的第27天成功拿到骑手工作证明，4月27日中午，到居委会申请出行。

她没有过多为难我。确认了我送外卖的身份和暂时不会回到社区之后，她还友善地提醒我，下午一点左右可以跟着小区居民一起做核酸检测再走，保持健康码绿码状态。

我拿着一纸申请回到我的居住地，开始收拾行李。离开小区之后，我就得暂住上海的街头了。

我的行李不多，就一个背包，往里面放了我刚做好的一份便当后，我把一只烤鸡、一些面包和方便面、几瓶水装了进去。为了保证手机不断电，我备了两个充电宝、三个手机。

在小区里做完核酸，我骑着电瓶车从小区里一穿而过。数量不少的大白正忙碌着，小区里还在室外活动的人不多，他们看我的眼神难免带着探问——在这种全小区封闭的时刻，一个看起来正要外出的人就显得格外扎眼。

门卫大叔的眼神也是这样。“侬（你）要去送外卖？”他大概率是将我当做了想要出门淘金的兼职外卖员。毕竟在4月底的上海，无论是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亦或是流传的小道消息里，都觉得外卖员是当下上海市内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

得到我确认的回答后，门卫大叔按开了自动大门，放我离开。

我长舒一口气，故事就此开始。

02

徐师傅

出了小区门，我往左拐上了一条小路，是背离闹市区的方向。我对我的身份还没开始适应，连上线接单的按钮都没有打开。被放出小区后，第一反应是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我曾经熟悉的地方。

我往桂平路的南面开，向浦北路去。一路上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只有稀稀落落的外卖员骑着车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有的穿着制服，这样的骑手车上往往还放着保温箱，一律都带着企业logo。也有骑手和我一样着便装，踏板处放着水果筐就开工了。

我开始在十字路口中央停下，拿出手机拍街景。城市停滞了。瘟疫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封锁了上海这座全国第二大城市。我路过一张张封条、一根根拉起的警戒线，偶尔停下车走到店铺门口，对着张贴着的封条拍下特写。我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作为生长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一份子，和我一样的90后，应该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浦北路边，一家罗森还开着，3个外卖员急着拿货。

“今天生意咋样？”我凑了过去。

“别提了，都是小单，难跑，”其中一位外卖小哥回答完，手机里就跳出来一句话，“订单还有10分钟即将超时”，他匆匆地跨上车就走了。我骑着电动车，继续往上海南站方向去。

30分钟后，我遇到了此行的第一次意外。骑到上海南站附近，我的电瓶车后轮漏气了。封控中的上海，我找不到还在开门的修车店。当时车已经完全开不了了，就算硬骑，整个车会歪歪扭扭地打转，完全找不到方向。我只好推着走。路上，我看到一张电动自行车的罚单，27日上午10点14分，一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罚款30元。我把它捡起来，放在了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篮上，就那么挂着。

当然，我没忘了正事，我得修车。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问路过的外卖员，他们都开得很快，连着几个都没有停留。但有一个停了下来，然后在相册里翻了一会儿，让我拍下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修车师傅的联系方式，“徐师傅，他就在这一片修车”，说完他就走了。

徐师傅的修车店是偷偷摸摸开着的，他自己也跑外卖。他的店在莲花南路，要过一个地道，我大概花了半小时才推到他那里。徐师傅看到车，一脸无奈，我的车很小，他那里没有适配的内胎。

他看我的样子不太像专业的外卖员，便和我聊了起来。我没多说，跟他打听我刚在路上看到的几个露宿者：“刚才路过的时候，地道里怎么睡着几个人，他们干啥的？”

“都是跑外卖的呗，都回不去，也没宾馆住，地道里能躲雨，就住在那里。呶，你看，这个过街天桥上也有几个睡着呢。”徐师傅指着路边的天桥，随意地说着。他好像已经完全适应了整个上海的新秩序，就像一个主人在接待外地来客一般向我介绍沿途风景。

“你得换辆车，你这个跑20km就要充电了，”他认真地说，“你这送外卖，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好好跑，两天就赚回来了。”

其实在徐师傅说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毕竟要到虹口，没个30公里肯定不行。不过我不打算买新车，觉得弄辆二手电瓶车就行。徐师傅这里，新车大概2500，二手车开价1400。最终他答应1200元卖我一辆二手车，让我到路边停着的一排车去挑一辆，然后换新电瓶。我算是更新换代了装备，重新出发。临走前，我在他的店门口吃了带出来的便当，还从他店里蓄了些热水。徐师傅说：多赚点，到时候车子不用了，再卖回给我就行。

03

郑明

17点08分，我离开了徐师傅。

从地道出来，路口已经有警察开始设卡。彼时的我，没有头盔，只有徐师傅给我的一个水果筐——他告诉我许多众包的兼职骑手在这段时间都用这样的简易装备。

还好，警察只看了我的健康码，就放我走了。

经过市中心，每过一个路口就能发现不同人流浪在街头。他们有的在ATM机边上垫起被褥，有的在地铁站门口，铁门紧闭，人们只能在门口寻找一方栖身之地。

快到黄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看到几台ATM机旁铺着被褥，拿着手机拍摄的时候，一位骑手走了过来：“别发抖音啊。”

“怎么了？”我好奇地问。

“这不是抹黑上海嘛，影响不好。”

我诧异地看着他，他20岁的模样，没戴口罩，笑得很欢实，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只好慌忙地收起手机。这怎么能算抹黑呢，我想，强行把这一幕抹去，也无法假装上海和原来一样。只有记录当下发生了什么，才是对说有人的尊重。离去路上我一直在想，无奈、愤怒的情绪就这么生了出来。我开始加速，20迈、30迈……

39岁的郑明是我真正攀谈起的第一个人，见到他的时候已是凌晨。我看他还没睡，就问：“大哥，这里还能睡不，能让我凑和一晚不？”

“你睡呗，没关系。”他说。

喜出望外的我，连忙回到车里拿出了从家里带出来的烤鸡和可乐和他聊了起来。

郑明来上海8年。在成为众包骑手之前，他在后厨做切配，偶尔跑跑外卖打发时间。窝在睡袋里的他戴着口罩，我看不清楚他的相貌，只依稀看出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

自从3月31号从小区内出来后，他便在这个走道内住下了。走道的地面很脏，大概是住得久了，横沿上放了不少空瓶，用来丢放烟头，也放着一些准备就泡面吃的榨菜。

4月份头半个月，郑明和一辆破旧的电瓶车相依为命。没有被褥，他晚上躺在车坐垫上，把脚搭在车头，熬了半个多月。

“过几天就习惯自然了，那个阶段出来的人，都是熬过来的。没地方睡，警察到处查。”郑明说得很轻巧。我看着那辆靠在墙边的电瓶车，很新，但人要在上面睡一整晚，半个月天天如此，真的很难想象。

后半个月，郑明陆续认识了不少类似情况的外卖员，别人看他年纪大，把自己的睡袋给了郑明，就这样，他才算有了住的地方。

郑明没有过问我的职业，只觉得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居无定所的众包骑手，我们两人的睡袋就隔了50公分，相遇即是缘分。

我好奇他如何解决吃饭问题。郑明说：“3号开始就没有吃的了，到处都关门。4号那天，把我饿得眼睛都冒光了。”4号的时候，浦西才刚封控，店铺都歇业了。郑明说，不仅没吃的，最难的时候想喝水都没地方买。

“钱那个时候是能挣，但是没有吃的了，才发现有钱都不好使。”他话锋一转，又说，“我把精神都集中在挣钱上面，饿一天两天也没关系。”

郑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会绘声绘色地用口哨声描述每天收入的增长。“嗅（口哨声）一下，第一天跑了500多，第二天我想再加把劲，嗅，跑了700多，我就不断给自己打气，800多、900多。然后我就定了个小目标，看什么时候能过千，结果最多的一天跑了1500……”这时候约莫是10号。

说到兴起，他点起了一根红双喜。“今天早上刚买了一条，平时100一条的，现在涨到170，还跑了好远才买到的。”但1500基本上是他的极限了，人的体力有限，郑明从早上8点出发，一直到晚上10点才回到这里，一天吃一顿。

7号左右，他接到一单从虹口到宝山的代购，他告诉我，那一天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买这么多零食，“那一单十几公里，正好饿的我受不了，那次买了130块钱的零食，啤酒、肉、火腿肠买了一大包。后来跑宝山，又买了百把几十块钱的东西。”郑明说。接这几单时，他还没有睡袋，每天穿着羽绒服在车上睡，饿了吃点饼干、八宝粥、火腿肠。

郑明用光秃秃形容彼时的路面，“鬼影都看不到一个路上光秃秃的。但来钱真的快。”

可好景不长，4月中旬，上海两则新闻接连曝出。一是由于运力短缺，政府开始解禁骑手，二是，顺丰小哥一天一万元的收入被大众知晓。

4月18日上海刮了场台风。雨水从空旷处直接打向郑明的“住所”，睡袋被打湿了，他一夜未眠。紧接着，大众的情绪在一瞬间悄然转变。

“之前送货的时候，客气得很。拿水给你，加钱给你，还另外加微信发红包。现在他们的态度也变了，好像我们在发国难财一样。”看到这样的情况后，郑明休息了2天，直到20号左右才开始继续跑外卖。

郑明庆幸，露宿通道的那半个月，已经赚回了一个月的收入，所以“没什么压力，无所谓了”。手上还有钱，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郑明不是没想过住酒店，他蜗居过道边就有两家。一家因为他没有通行证不接收，另外一家是京东的包下的酒店。“人家是公司，跟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人家是长期工，有地方住。我们跑众包的好多现在在睡账篷，也没办法，不住不行，说不好听的就是生存，先活命，活命了再说，还什么脸不脸的，能活着就不错了。”说到这里郑明从睡袋里爬了出来，又点起了一根烟。

4月26号开始，上海逐渐开始有了些恢复的迹象，路上交警也变多了。众包骑手没有电子通行证，被警察拦下后只能往回走，跨区成了问题。我见到郑明的那一天，他为了躲避警察的关卡，一天没有跑配送。

晚上我们一直聊到深夜4点，天空冒着灰色的亮光。他有些困了，最后聊起了对上海的感觉。“上海这个地方不能常呆，常呆就废了。”郑明相信人生就是一场赌博，“有机会就是赌，人生一辈子就两三次机会，抓住就翻身，抓不住就默默无闻。”

凌晨4点40分左右，郑明睡熟了，鼾声响起，他没戴口罩，不在意呼吸间会不会吸入整个城市都在严防死守着的病毒。

5点，我离开了这个地方。点开了配送软件的上线按钮，连着送了几单全是速冻的包子和馒头，最多的一单接近200元，配送费只有11块钱。2个小时后，我算了算账，66.9元，这是我当天的收入。

送完几单外卖，我在一个沿街店面停了下来，店门口有插头，我想给我的手机充会电。边上的一家日料店有人走了出来又进去。

我有点渴了，身上又没水，就厚着脸皮去问。我戴着黑色毛绒帽，一双白鞋早就被磨黑了，自认为从外表上看我和普通的外卖小哥没有区别。

敲开门后，店主模样的人看了我一眼，让我跟着他去了街对面的店面，看起来应该是他住的地方。他把卷帘门拉开，特意叮嘱我把杯子放在门口，不要伸进屋子。我也不敢多问，就照着做了。于是当下呈现一幅奇异的景象，一个外卖员，把杯子放在卷帘门外，主人拎着水壶伸出手倒进杯子，病毒带来的恐惧，将原本很简单就能完成的动作改造得如此复杂，令人迷惑。

倒完水后，我回到我的车旁，拿出吐司吃了起来。

04

工友

2022年4月29日21点58分，我到达申贵路600号的时间。刚一到，现实就给我上了一课。几条盘垣的高架桥下，完全看不到任何生机，远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这和我记忆当中的虹桥枢纽天差地别。桥底下聚集了许多露宿者。

一个路人主动向我搭话，他背着双肩包，年纪不大，说他走了20公里来了虹桥，买了明早的机票。他和我一样是迷路的状态，想要上出发层，却不知道怎么走高架。攀谈之际，一个外卖小哥模样的人凑了过来，对着他说：“50块钱，我送你上去。”

我脑子一懵，一瞬间都忘记了疫情当中物价飞涨的事实——可真的要到这样的程度么？谁能想到这个城市里的人，会在当下的近况中赚这些钱，我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

返乡的人和要赚钱的外卖小哥，相互对视着，我坐在车上，看着他们。我想到了一句话，在当下的上海，这不叫“抢劫”，这叫“自救”，觉得很讽刺。

我努力理解，蹦出来一句：“你少收点，25块钱，他上我的车，你带路就行。”

“不行，50块钱，”外卖小哥说。我仔细打量着他，有些微胖，敦实，圆脸偏黑，我能想象到他笑起来应该是和蔼的状态，但当下我却觉得他面目可憎。

“我们自己去找，”返乡的人对他说，然后对我说，“谢谢你，载我。”

我们还是走错了路，上错了高架桥。那个外卖小哥像是预料到一样，在另一座高架桥上和我们对视，大声的说，“你让他给我50块钱，我现在就来接他。”

但我的注意力换了方向。我看到对面的高架上，有大约8个人正在地上横卧，离得很远，我直觉那里有事情发生，确定了方向后，我就往那里去。我们穿过一条黑暗狭长的偏僻小路，没有路灯，绕过暗处的大弯，转上人行道直行穿过露宿的人群，才是对面的高架，然后我便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这里离出发层大约400米，8个没有抢到车票的返乡人席地而坐，露宿在这里。晚上天冷，他们蜷着身子将衣服裹紧，用路障做了简单的围挡，掩面而睡，在高架上暂住。

作为上海的最大的铁路枢纽，疫情中的虹桥火车站成了大批人员返乡或务工人员的集散地。当晚，虹桥火车站附近露宿的人员约莫为46人。这里有迫切想要回家而抢不到车票的人，有被黑中介收了介绍费下车后无处可去的人，还有的手握第二天车票无法进站。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露宿在上海的各个车站、桥洞以及街道角落。

高架的边缘处种着绿植，花开正艳。向下望去，靠近申贵路的几处空地和桥底稀稀落落地聚着些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在地上铺着棉被，将简单的遮蔽物当作为被褥、有的倚着桥墩、还有的为了保证手机电量，盘腿坐在配电箱边上。可以想见，他们就这样熬过了许多个日夜。

这里桥底的情况更为刺眼，这里“住着”约莫10几个人，男生沿着路边打起地铺，仅有的一顶帐篷留给了女生，搭在围墙边上。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生活了超过4天，多的一周有余。

没有人说得清滞留人是怎么在虹桥扎根的。在来这里之前，我做了心理建设，甚至幻想过许多可能会遇到的场景，但最后被尽数推翻。

我把的带来的水果、面包分给附近的露宿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类似的景象，10几个大男人涌上前来，接过我递上的苹果和橙子，一把拉下口罩，直接啃了起来。随后有的伸手作揖感谢，有的上前来讲自己被骗的经过。

我留下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拉了一个微信群便于沟通后，便和志愿者团队取得了联系。志愿者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和我一样愤怒。离开前，我告诉这些滞留的人，会尽力想办法，提供一些尽可能的帮助，然后找了一个角落和志愿者们开始电话沟通。

大家的语气都急促了起来，随着微信群数量的增长，事情也越发清晰。滞留的大部分人，都是经由中介被“骗”至上海务工的打工者。他们来到了上海之后发现工作消失，返乡要自费隔离，两害相权之下，只能开始露宿街头。

志愿者团队和我达成了默契。他们统筹物资，我负责收集滞留人的信息，试图提供帮助。

4月30日中午，第一批物资送到——水和面包。我和他们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感，领头的陈建开始和我说一些实情。

他37岁，来自湖南长沙。4月中旬，陈建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一则关于“支援上海方舱医院建设”的招工信息：“上海方舱内舱招聘施工人员，日薪1200元，工期为14天，施工结束后的14隔离期间每日补助200元。”在家乡，做水电工每月能挣6000元，按照上述薪资计算，如有28天工期加隔离补助，最高收入能达到19600。他被吸引了，没有怀疑这则信息的真实性。

向中介缴纳了300元中介费后，陈建在4月20日当天乘坐高铁抵达上海虹桥站，随后劳务中介失联了，微信、电话皆不回复。1200元时薪的方舱建设工作成了一场碎梦。

疫情之下，金钱成了罪恶的渊薮，本就有漏洞可钻的劳务中介们更为猖獗。大批打着家政幌子的中介在各个群内散步信息——招工、收钱，然后消失不见。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意识到这个被疫情席卷的城市，还是一个“淘金者”的“天堂”。

滞留的人大都和陈建经历类似。“回去就要隔离，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真拿不起这个钱，真是折腾不起。而且火车也抢不到票，我也问过黑车，安徽是2万块钱。”跟我说话的工友不是没想过离开，只是面对返乡动辄300-500一天的隔离费用，他和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圄于疫情中的上海。

类似陈建这样的滞留人员占了90%。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带着一种倔强，绝不放弃，坚信方舱工作真实可靠。

30日晚，志愿者发起了一个找工作的群，发布了一个待确认的900元日薪的方舱工作和已经确认可开始工作、25元时薪的分拣工作，希望帮助到这些人。群内的60人，蜂拥向高时薪的工作，报名分拣工作的人只有一个。

5月1日一早，消息传来，前一晚日薪900元的工作被取消。志愿者在群内宣布了这个消息，随后便有人私下加了志愿者的微信，言辞激动地指责志愿者。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人群的混乱和对志愿者的误解，让我一度不知如何自处。但作为当事人和真正出力的一拨人，志愿者们比我更加冷静。

05

后续

大家混熟了之后，每天都会有人私下加我或者在群里@我，大多是表达感谢。我不敢贪功，转而让他们感谢志愿者。毕竟我只是第一个面对面接触到他们的人，大多数事情都是背后的志愿者在协调和处理，甚至掏钱给滞留者购买物资。

物资和饭，从4月30日一直供到了5月5日晚。有水和面包、晚上还有一顿肯德基的炒饭，接连不断还有一些个人捐来帐篷和被褥。

5月5日17点，滞留群内的人数为 43人。有些人启程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些人仍然在寻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有的被骗，有的得偿所愿。

我已经回到了家里，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些天的经历。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内心蹦出的第一个词是“魔幻”，我自小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看到现在的境况，各种情绪升起，无奈、无力、无助。尤其在认识到了这些滞留者之后，我的微信和电话，每天都会在清晨响起，他们有的告诉我抢到返乡车票的消息，有的告诉我再次被骗，又回到了虹桥火车站的桥底，每到这时，我会问自己，这是上海么？或者，这是我认识的上海么？

5月了，希望一切的重点和列车的终站一样可见。我记得高架上，月季花开着。有底部的小母株翻出叶芽，又生出更多的叶子来——而在叶枝的尽头之处，它竟又已长出极小极小的花苞，准备要再一次开花结果。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作者/潘尼

编辑/温丽虹